这个国庆假期，“瑞士信贷濒临破产”的传言，震惊了全球资本市场。有市场传言称，一间大型投资银行濒临破产。部分海外自媒体猜测，其中一个可能是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市场担心其或将成为“下一个雷曼兄弟”，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后疫情时代，我们该何去何从？

      中国的挑战和机遇。

　　一天天向我们走来的“后疫情世界”，是百年巨变的重要篇章。中国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第二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世界第一个成功的和平崛起大国的身份进入世界舞台中央，几乎所有的关键任务都需要在这个“后疫情世界”正在酝酿和呈现的变革中发扬光大。

　　四大现实挑战和潜在危机

　　从整体上看，疫情从社会运行和跨境传播方式到国际格局、全球议程和世界经济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不仅要意识到可能发生的复杂情况，还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在我们即将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危机中，有四个是最重要、最紧迫和最广泛的。

　　一是国内外“预防接种差距”、“修复开放差距”持续拉大。疫情反复，病毒变异，社会影响，中国“独善其身”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社会成本会越来越高。维持抗疫成果与恢复对外交往的矛盾趋于尖锐，防疫政策的调整压力将逐渐加大。

　　第二，内部和外部经济改革与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同时发生并相互作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立足新的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诸多挑战，结构调整压力沉重。“共同富裕”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需要长期复杂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实现“双碳”目标的任务也很艰巨。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改革和调整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会引起国内外市场的联动反应，形成相互传导效应。外部经济环境迅速恶化，主要经济体货币超发，与疫情相关的刺激措施逐步退出，“财政悬崖”指日可待，全球经济增长面临放缓风险。总之，外部环境在恶化，内部改革的“时间窗口”很窄，保增长、保稳定、保改革面临诸多挑战。

　　第三，中美关系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是来自美国的牵制和遏制压力。

　　美国从中东和南亚撤军，战略重心向“印太”转移，将对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产生深远影响。目前美国“转身”并不顺利，国内劣势复杂，难以解决，处于“战略透支”后的“战略超载”状态。拜登政府需要处理包括疫情、阿富汗、经济、两党关系、南部边境非法移民激增等多重麻烦甚至危机。与此同时，其支持率不断下跌，势必影响2022年的中期选举。各种预测显示，共和党将夺回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这种状态延缓了拜登对华政策的审议进程，但从中长期来看，美方会对中国更加愤怒，其对华政策可能会向更强硬的方向调整。未来，中美关系将会布满礁石和荆棘。可以预计，实现稳定和可控的难度会很大，两国在经济和非传统领域的合作也会因传统领域竞争和对立的加强而难以顺利开展。

　　第四，周边安全环境进入风险集中多发的新时期。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亚洲，亚洲是“后疫情世界”各种变化的影响汇聚之地。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大国竞争重心向亚洲转移，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关注和投入将更多，各种现有和新增热点问题将交错出现，形势将更加复杂。

　　热点问题相当突出。在阿局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盘踞在那里已久的“三股势力”如何调整关系，塔利班能否稳定局势，带领国家走向善治的轨道，还有待观察。拜登政府无意与朝鲜举行高层对话，让技术官僚自由处理，韩国政治进入了以“后文在寅时代”为重点的调整期。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可能会产生新的刺激。在美国无暇顾及的情况下，朝鲜半岛核问题如何演变，值得关注。缅甸政局剧变后，美国和西方保持高压制裁态势。当地局势要想回到稳定和解的大方向，还需要缅甸各方和地区国家做出更多努力。围绕乌克兰的大国角力趋于激烈，美俄欧等各方的战略回旋余地明显减小，战略承受力也大大降低，大规模地缘政治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中亚地区权力交替遗留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民生和反恐问题叠加。中国西部邻近地区正在产生新的湍流和干扰涡。

　　中国应该有“穿针引线”的意愿、智慧和行动

　　必须看到，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尽管支撑这一主题的因素发生了复杂变化，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基础平台仍在运行，国际社会反对战争、倡导合作、加强全球和地区治理的需求依然强烈，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扩大的基本趋势仍在发展。这是我们在“后疫情世界”和平发展自己，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主要机遇，而最大的是我们自身在把握世界大势、塑造周边环境、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方面的经验和能力在不断提升。

　　在“后疫情世界”中，主力部队赢得尊重并发挥主导作用的“黄金标准”将是:谁最能展现保护民众的安全有效方式；谁最能为世界提供关系到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公共产品；谁最能发挥稳定和支持全球供应链和消费链的作用，并保持其开放性和包容性；谁的行为和发展方向最能代表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中国在这些方面都有得分，影响力与日俱增。其言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众多成员的肯定，在“后疫情世界”的演进和建设中可以有更多作为。

　　“后疫情世界”就像一个“麻绳团”，中国应该有意愿、有智慧、有行动穿过它，帮助世界行稳致远。与此同时，中国本身也有许多内部议程需要紧急处理。如何抓住“时间之窗”和“机遇之窗”，找准主线和主要矛盾，内外兼顾，双管齐下，努力维护我国改革调整发展的局面，努力在“后疫情世界”占据和扩大有利的国际地位，是一大考验。

　　习近平主席指出，“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关键。”他还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们正在实现第二个百年战略目标的征程上阔步前进，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我们的总目标，一切工作和议程都应该而且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它。

　　在此前提下，需要强调战略定力和大局意识，守护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要对问题进行梳理，明确主次关系，在重要问题上主动出招，善于预设，争取有所突破。当前最重要的是稳定周边，以更大的力度促进发展。也要在世界上尽可能多交朋友，特别是争取东盟，拓展非洲，稳定欧盟，扩大共同利益，修复共同语言。

　　中国需要与外部世界保持和平与合作的关系。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服务于国内发展需要，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领导人申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也不闭门造车。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使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

　　面对美方沉重的遏制压力和单方面炮制的竞争叙事，中国没有妥协退让的余地，只有据理力争，坚决斗争，特别是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一贯重视处理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愿与美国妥善管控分歧，共同努力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共同引领世界应对关系人类福祉的全球性挑战。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总统的视频会议中指出的那样，地球足够大，中国和美国可以独立发展，也可以共同发展。中美两国不仅要做好各自的国内事务，还要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现在的任务是推动双方围绕这些原则探索新的战略框架，包括如何为彼此做出战略保证。在此基础上，努力形成中美在同一个国际体系中和平共处的新范式。

　　是中国“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核心变量之一。它不仅具有更强的通过自身变化塑造世界的能力，而且更多更直接地承受着外部世界变化的影响。中国希望将其不断变化和扩大的利益和政策嵌入国际秩序，世界渴望知道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它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因此，中国与世界加强相互沟通的重要性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做和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全社会要进一步动员起来讲好“中国故事”，为国际舆论场注入更多中国作品和声音。